全国人大代表张雷：可再生能源应成为 “新基建”的主力军
距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已逾40多天，有关《能源法》的建议成为2020年“两会”热议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CEO带来了一份议案：《能源法》要为“能源革命”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
在议案中，张雷提出，《能源法》要为“能源革命”所展望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尤其要设定碳排放净值为零的长远目标，为可再生能源设定长期目标和路线图。
在他看来，“能源革命”是孕育绿色经济的巨大机遇，借助《能源法》的引领，中国将培育全球领先的十万亿级的智慧绿色能源战略产业。
5月23日，张雷在线上接受了包括「能见」在内的多家媒体专访。
“将2050年作为零碳达成目标的时间点是可行的，而且机遇大于挑战。”张雷说。他进一步阐释称，整个能源基础设施，无论是油田、火电厂、天然气电站，其折旧周期都是数十年。“假设要在2050年实现零碳，就要设定何时放缓和停止化石能源投入，后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时间表就可以推导出来。”他说。
在2050年实现零碳目标的过程中，张雷认为，在与化石能源的竞争中，可再生能源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能否比现今再低50%？”倘若可再生资源的价格低到让对方放弃竞争，就不存在博弈问题。
此外，在新基建背景下，张雷还认为，可再生能源要成为“新基建”的主力军，而远景可以帮助为基础设施赋予“灵魂”，助力产业升级，推动整个经济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以下是群访节录：
问：您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是否能够推动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整个体系在2050年实现零碳的目标？
张雷：我认为一半的命运在于可再生能源自身，成本是不是能够比今天还能再低50%，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这是很关键的。如果可再生资源的价格低到让对方放弃竞争，那就不存在利益集团博弈的问题了。
倘若未来电力电网布局、产业布局都能够很好地拥抱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所谓的灵活性和便捷性对系统的意义将逐渐减弱，储能装置、氢燃料，包括智能物联网都能够提供灵活性。
所以，本质问题还是可再生能源先进生产力有多先进。可再生能源的本质是技术，未来再过5年、10年、20年，技术优势会更加明显。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里在谈能源安全保障问题。中国现在油气70%依赖于国外的进口，天然气大部分用来发电、取暖，原油约50%用来作为内燃机引擎动力，这些都可以大规模实施电能替代，而且是以可再生能源的电能作为替代。实现清洁电能替代，可以大幅度降低我国石油对外的依存度，保障能源安全，并把巨额的油气购买资金用作拉动内需，培育万亿级智慧绿色能源的投资。
随着这些优势逐步明显，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会显而易见，就像5年以前大家也没有想象到今天的平价，也没有想到可再生能源会成为能源增量的补充。
远景看到了，10年以前就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对2050年零碳充满信心，再过5年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包括储能和氢燃料行业。
问：《能源法》拟定了大框架，提到一次消费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目标，但并没有相关约束性的具体要求描述。您认为该如何提升这种约束力，使之在落地时行之有效？
张雷：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其有强制性、有约束力。《能源法》不仅仅是定义“谁做什么事情”的行政类法律，而更应制定关键的战略目标，形成约束力。我们应该借助《能源法》的引领，规划和落地“能源革命”的关键目标。正如欧盟国家将这些目标直接纳入法律，明确2050年实现碳排放净值为零一样。
问：在《能源法》的修订过程中包括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有没有向远景收集意见？远景为《能源法》提供了哪些建议？
张雷：有一些《能源法》起草组的同志联系我，他们对我的建议表示认同，也会积极考虑。不少行业的专业人士也认同要避免《能源法》变成一部行政法律，要解决主要矛盾，实现总书记的“能源革命”战略。
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但是怎么定义它？用什么样的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路线图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回答和落地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今年才会提这个建议，只有有了这个“纲”，才能够纲举目张。
问：您在议案中指出风电和光伏将在发电领域成为新的煤炭，动力电池成为新的石油，智能物联网成为新的电力网络。在您看来，目前制约这些构想的因素有哪些？这些目标将在何时真正实现？
张雷：我对2050年实现零碳充满信心，甚至可能在2050年之前新煤炭、新石油、新的电力网络就能实现，而且必须实现，人类才能进入一个美好能源时代，实现总书记“能源革命”的伟大战略构想。
目前，风电的成本优势最明显，已经具备竞争力。对于动力电池、氢燃料而言，成本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整个动力电池行业像十年以前的风电，未来降本指日可待，本质与核心在于技术。
对于智能物联网能否成为新的电力网络，关键在于体制或机制问题，特别是电力市场化机制。只有当这些问题明确解决了，才能真正将智能物联网作为万物互联、万物一体的操作系统，将碎片化的分布式能源和终端有效连接和动态整合。
所以总的来看，解决挑战一方面取决于这些新的生产力本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于整个体制机制是否围绕着未来能源世界的形态来设定。这是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要素配置的问题。
问：随着平价时代的到来，新能源行业或者风电技术是否会面临新的短板？
张雷：技术在不断进步，平价并不意味面临技术短板的问题，当前平价时代已经到来，很多平价大基地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平价到来之后，很多问题已不是风电行业自身能够解决的，与负荷如何互动，负荷端产业如何布局，是否应该围绕风电来布局，整个电网传输路线如何规划等，这些都亟待解决。是不是未来产业的规划都应该贴近新能源基地？这是更长远的时间表。
问：近年来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您是怎么看待目前采取的一些促消纳的举措？
张雷：消纳总的来说做得不错，大家可以看到“弃风限电”的比例逐渐下降。关键在于未来电网公司如何未雨绸缪，如何更加长远布局，在不让消纳问题出现的同时，又能够大幅度鼓励或者支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要去考虑更全局、更长远的电网布局，要做好整个输配电成本的降低和持续优化，从而降低最终用户购电的成本。
这就需要最先进的智能技术做好预测，做好用电端跟发电端动态的匹配和平衡。所以这不仅是规划、技术上的考量，也包括软件等一系列的布局。
问：目前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十四五期间风电光伏不会迎来爆发式的发展”，您怎么看？
张雷：事在人为，这是一个互相耦合的过程。如果再过三年，光伏成本下降50%，风电成本下降30%，那么十四五会不会迎来风电光伏大发展，不言而喻。
这个问题取决于可再生能源本身的竞争力、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对碳税的压力，以及整个气候变化的趋势。
其中，国际社会对于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需求其实是很迫切的。所以千万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碳排放责任上的诉求，中国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未来我们拥有成本竞争力的同时，为什么不能多做一点呢？未来充满了变数，我们要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
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您如何理解“新基建”？新基建的发展方向跟远景现有业务有何结合空间？
张雷：“新基建”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在更代表未来需求的领域做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认为可再生能源要跟特高压电网一样，成为“新基建”的主力军。
“能源革命”对通讯、信息及智能等众多产业的创新起到牵引作用，推动整个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基建和可再生能源应该互相促进：数据中心、5G的运行，需要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而电动汽车和充电桩将极大改变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形成真正的能源物联网。
如果按照“能源革命”的要求和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可再生能源目前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但可再生能源体量是足够大的，几个海上风电项目就达到了一、两千亿的规模。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比如智能物联网的技术就很关键。
远景的智能物联网操作系统，用软件来重新定义硬件，这个硬件主要是指基础设施，包括光伏电站、风电场、储能系统、楼宇空调等。通过智能物联网操作系统可以让基础设施效率更加精益，成本更低。而基础设施因为有了智能物联网操作系统而有了灵魂。
所以远景能够为“新基建”做的，是我们帮助赋予“新基建”以灵魂，“新基建”跟“旧基建”的不同点，不仅是形态新，更是一个软、硬件的融合体。要有智能物联的操作系统，才能够变得更智能、更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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