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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粟灵
编辑/瓦叔
10月26日晚间，华能国际（600011.SH）披露三季报，该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98.9亿元，同比增长16.82%。但营收增长的背后却是“增收不增利”的困境，该公司同期净利亏损34.99亿元，同比下降幅度高达203.05%。
华能国际在财报中给出了“境内燃料价格上涨”的理由。今年年中以来，在环保、碳中和等因素约束下，煤炭产量急剧收缩，加之中澳关系恶化导致煤炭进口量减少，煤炭价格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失控态势。煤价曾在2008年冲高至1060元/吨。自2012年起，煤炭行业结束“黄金十年”，煤价长期低迷。但今年9月煤价却一度突破2300元/吨，这意味着火电企业平均每发一度电大约亏损2-3毛钱。
作为一家火电仍占主导地位的发电企业，华能国际深受煤价飞涨之害。而表象之下，既有煤电顶牛矛盾的老生常谈，也有火电与新能源博弈的时代新歌。“双碳”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电力行业进入“旧制度与大革命”交织的特殊历史时期，上述两大深层次矛盾或将给华能国际为代表的老牌发电企业带来持续阵痛。
而华能国际背靠的华能集团在未来40年中也将成为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备受瞩目的焦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如果以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作类比，目前清洁能源占比已过半的国家电投类似于深圳，它是在旧印记相对薄弱的空间里白纸作画，它所创造的奇迹足以成为标杆却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华能集团则类似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它代表着旧时代的辉煌，烙印着旧时代的标记，它在碳中和语境下的蜕变历程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
迈向碳中和，我们将见证国家电投的速度，也希望见证华能集团的力度，这种力度会在复杂局势中各种破与立的作用力达成新的平衡后，释放出一股稳中求进的加速度。
两大矛盾
两大深层次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困扰中国电力行业。
2002年，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国家取消电煤政府指导价，煤炭定价机制步入市场化阶段。但电价方面，直到今天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仍处在探索阶段。“市场煤”与“计划电”形成事实上的“双轨制”。由于上下游价格传导受阻，煤炭与火电这对高度相关的搭档在利益分配上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煤价飞涨则火电亏损，火电盈利则煤价承压。
为解决近期煤价高企的突出问题，国家发改委罕见地8天连发15文，全力推进煤炭产能释放，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诚然，行政手段在非常时期或许能产生奇效，但长远来看，解决煤电顶牛矛盾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电力市场化改革。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拉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份电改纲领性文件提出“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此后，电力中长期市场和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探索中前进。
但双轨制下的“价格闯关”需要慎之又慎。回顾历史，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执行过一段时间一般产品的“双轨制”，即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调拨，企业自销的产品由市场定价。这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于是，国家决定在1988年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这次激进的“价格闯关”很快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进而诱发次年大规模的危机与动荡，若非总设计师力挽狂澜，中国在彼时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将被潮流推向何方还是未知之数。
因此，如何把握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节奏和力度，考验着顶层设计者的智慧。华能集团作为市场主体，也理应在“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及时为决策者贡献来自市场第一线的智慧力量。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也正是这种高速发展，造成了前些年中国能源富豪榜上，代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老板”与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光伏企业家平分秋色的奇观。“一煤独大”的能源格局现状，意味着中国碳中和之路在利益重新分配上会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为棘手的困难。
同时，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促转型”与“保供应”中寻求平衡。今年9月东北等地“电荒”拉响警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短期来看，新能源自身存在的随机性、间歇性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火电在保供应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华能国际三季报发布同日，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与“大力发展新能源”。但如何辩证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未来包括华能集团在内的整个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笔账单
华能国际交出史上最惨财报，是其在“双碳”目标下承担转型成本的一个缩影。实现“双碳”目标，以华能集团为代表的电力企业需要面对至少三笔账单。
首先，是碳交易和严控煤电的成本。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严格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新建机组煤耗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序淘汰煤电落后产能，加快现役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积极推进供热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严控跨区外送可再生能源电力配套煤电规模，新建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火电机组大多投运时间尚短，无论是强制淘汰，还是改造升级，都将是一笔不菲的成本。
这一点对于华能集团而言尤其沉重。自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该公司装机规模曾长期位居五大发电集团之首，这意味着该公司背负庞大的火电包袱。2020年，华能集团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仍仅有36.5%，在五大发电集团中排名倒数第二。相比之下，国家电投已于2019年率先完成了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华电集团和大唐集团的清洁能源占比也都在华能集团之上。
此外，全国碳交易市场上线，为火电企业开出一份新的账单，从而倒逼其加速转型。
“双碳”目标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逐渐成为五大发电集团年度成绩单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指标之一。近年来，在董事长舒印彪的领导下，华能集团将战略目标升级为“世界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企业”，并将战略重心向新能源转移。去年一年，华能新能源新增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是“十三五”前四年的总和。“1600亿”打造江苏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大手笔收购协鑫旗下电站等新闻频上热搜。
不过，大力发展新能源，不只是投入巨资换来装机规模的“量”的猛增，更是要实现成本与技术的“质”的飞跃。
这就涉及到技术创新的不同路径。曾经有学者提出，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摸索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功模式：一是“单峰模式”，即设备商在没有运营商显著扶持的情况下，率先“单峰”崛起，再反过来用产品和服务打动运营商。华为和中国光伏行业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二是“双峰模式”，即运营商主导全局，为设备商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与投资回报，二者紧密配合，协作攻坚。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高铁和中国风电行业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早年为打破国外风机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国家发改委出台扶植政策，主持“华能+华锐”“龙源+金风”两组搭档的结对合作。华能与华锐合作，使得中国第一个国产化兆瓦级风电场——华能威海一期得以落地。
如今，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更是需要华能等电力运营商与新能源上游产业链企业通力合作，携手攻克新能源在经济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共同承担创新成本。
如前所述，电力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过程，它既能带给市场主体机遇，也可能致使其面临风险。但我们仍需对改革保持谨慎的乐观。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依然看到华能集团“大象起舞”的雄心壮志。按照华能集团的规划，到2025，该公司将进入世界一流能源企业行列，确保清洁能源装机占比50%以上，碳排放强度较“十三五”下降20%；到2035年，进入世界一流能源企业前列，清洁能源装机占比75%以上。此外，该公司于2021年2月成立了第一家氧气碳中和研究所。
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唯有顺势而为者才能屹立于浪潮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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