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

“2018 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 于2018 年 8 月 25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大会邀请国家相关部门、国内大企业、国外相关国际能源机构、企业和咨询管理机构与会，讨论天然气、地热能与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的发展趋势和实现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出席会议并作精彩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就高质量发展谈一点认识。

能源转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转化，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经济学上没有标准的学术定义，我个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去进行观察。微观上，我们说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个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速度是享誉世界的，但是中国质量应该说我们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差距。

中观层面主要是产业的价值链，就是我们原来主要是加工组装为主体，现在如何提高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品牌这些高价值链区段的比重。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率，我们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衡量。那么，高质量发展也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中国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又处在一个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期，所以我们说评判高质量发展不能完全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为参照系，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点。

我们很简单的分三个方面，高质量发展有些什么新特征，相比于过去，第二个它面临着什么挑战和具有什么条件，第三个是我们的思路和对策。

第一个是它有什么新特征。大概我归纳为三个方面，当然还可以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从短缺经济开始起步，我们能源也缺，主要是填补数量的缺口，这差不多用了三十多年，现在这些缺口基本上都填满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业品，产能，都相对过剩。当然了，能源是不是过剩还可以讨论，反正，这个电力，我们前些时间负荷是不够的，就是电力相对也是供给比需求大。但是，我们的质量缺口依然很大，就是我们无论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价值链、生产效率，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个追赶过程大概还要用三十多年，我估计要到2050年。如果我们这三个层面都达到国际前沿水平，那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国家就基本实现。所以我们说我们正在转向这个阶段。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它的中间经历一个速度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很直观的通过这个图看到季度增长率的变化，最高点在什么位置呢？2007年二季度14.8到今年的二季度6.7，你看下降的幅度，这是换挡，如果年度增长率，2007年是14.2，去年是6.8，下降的幅度都比现有的速度还要高。

这么长时间的经济的下行，很难用周期性的因素去解释，它一定有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既表现在供给端，也表现在需求端。供给端主要是生产要素的供需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里面最典型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开始减少。现在每年大概要减少三四百万，比如去年五百万左右，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需求端呢主要是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们城镇常住人口户均已经达到了1.1套房了，房地产供需决定的基本面就是它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那么汽车每千人2014年就超过一百辆了，我们的民用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假设都在城里面，城市居民多少呢？8亿多，大数，我都说大数你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的供需会不会发生变化。发生这个换挡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是。其他经济体都经历过。日本、韩国同样发生过这种变化，只是他们时间比我们发生的更早。他们经济的起飞比我们更早。

日本1973年十月危机以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韩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也结束了高速增长，中国2007年，应该显然也是我们一个拐点，就是说我第一张给大家看的最高点，这是2011年以后我们也接触两位数增长。所以我们说找到高速与中速这个拐点还是很有异议的。

第二个路径是我们说我们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为什么规模扩张不行了？因为传统产业已经达到了市场需求的峰值，或者是说物理的峰值，那么从日韩的经验来看，拐点以后我们的传统产业基本上都达到了峰值，比如说钢铁，日韩拐点以后日均的消费量基本在零增长线的波动，也就是说它的需求饱和了，那么，它的供给端也慢慢的达到了峰值。日本的峰值大概是1.3亿吨，现在不到1亿吨。那么我们的产能11.3亿吨，这是公布的数据，但是我们的产量只有多少呢，不到8亿吨。同样，从用电量的角度来看，市场的需求中由于重化工慢慢达到峰值以后，对用电的需求会下降。所以，拐点以后，日韩的用电量的增速也是大幅度的回落。同样，我们会不会经历这个变化呢？当然了，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对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对能源需求的量的增长，会对冲掉一部分重化工达到峰值以后对能源的需求。但是我觉得慢慢它也会达到峰值，都会达到它的物理峰值。

汽车同样是这个局面，保有量的增速在拐点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我们这个拐点发生在2010年，我们保有量增速也在下降。但是，不像日韩，毕竟是慢慢零增长，我们的保有量还在扩张，但是它的增速在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未来产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扩大规模为主，或者是我们叫做铺摊子为主，逐步转向提升产业的价值链为主，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上台阶的过程。第三个我们说一定以过去从要素投入来驱动增长转向提高要素的生产率，这需要创新来驱动增长。这种模式的瓶颈结构就发生变化了。以前，我们经常说缺电，交通瓶颈，电力瓶颈，现在大家地方争夺的是什么？人才，就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成为新的瓶颈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所以以前地方到处找煤，要签定协议，现在这个压力大大减少了，现在开始抢人才，这个瓶颈正待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未来提高生产效率，可能任重道远，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与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0%多一点，这是我们未来的差距，如果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的话，那么我们现代化也就基本实现了，这是我们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要担负的使命。

第二，有没有条件让高质量发展转化，我觉得还是具备一定条件的。首先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消费正在成为经济的第一动力，这两年趋势来看还很猛，那么它为转向高质量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条件，我们以前都投资驱动的这种模型，现在正在向消费转换。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他提供一个市场驱动力，为什么？中等收入群体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和质量，品牌和性价比的偏好要比低收入群体要高得多。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市场的倒逼力量，就是逼着你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要不就用脚投票，就我们这些年形成的庞大的境外消费就是一种倒逼的力量。

第三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条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最近两年，又开始回升了，这个体现了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分不开的。

第四个是我们这些年来科技的创新还是很活跃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撑，我们研发投入已经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了，就是去年是2.12，欧盟十五国是2.1的水平，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代表性企业也进入了国际的前沿地带。包括了互联网企业，包括了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这还是对我们转向高质量提供了一个支撑。

最后，是我们所说的关键还是要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相信我们会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里继续去推进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和要素的市场的配置改革，这会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创造条件。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特有的挑战，就是传统的发展方式的惯性很大，我们很容易路径依赖，习惯了，比如说房价的压力很大，我们很容易怎么用市场化的方式去调控，很容易的就回到一种行政的方式去管控。所以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我们还要转向一种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无论从理念还是管理方式上都需要很大的调整，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投资的驱动，包括经济现在也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用这种1997年，2008年的模式，依靠投资去拉动呢？我个人理解你会带来投资边际效应的大幅度下降。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投资效率，主要用增量资本的产出比，就是每新增一块钱的GDP所需要的投资。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是明显的上升了，2008年前相对稳定了，如果你再依靠这种模式的话，那么投资效率还会下降，那么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你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你必然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杠杆率的上升，树不能长到天上去，我们说杠杆率上升过快，过高，一定会造成金融风险。所以我们说这个风险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杠杆的上升。所以这是我们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而我们可能很容易的形成这种依赖。第二个是我们的结构性矛盾还很突出，要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些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比如说在实体领域的供需错配，需求在迅速的增进，供给如何适应需求的调整呢？传统企业、僵尸企业占用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动力怎么从过剩的领域退出进入到有需求的领域，在现实中还是非常艰难的，退不出来。银行的负债谁买单，人员的安置和存量，资产的处置，我们说现实中还是面临着很大的难题的。那么金融和由于你实体经济退不出来，落后产能，资源配置效率会降低，所以你净资本回报率是下降的，这样的话导致金融资源不愿意投入实体经济。所以我们说金融的脱实向虚，或者是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也是有双重性的。这个问题如何矫正，比如使我们金融增加只占GDP的比重，最高使2015年达到8.4，甚至是超过美国，美国的峰值是7.2，超过英国的7.1，显然这也是一种失衡。

还有就是房地产的过渡膨胀，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使得金融资源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比如说2016年，我们新增的按揭占当年的新增贷款差不多接近40%，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数字。

第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观察，包括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我们有很先进的生产力，也有很落后的作坊，城乡区域我们做了很多的观察，中国区域的不平衡，这些年来的区域差距又有一些扩大，主要是南北的分化在明显的加剧，这也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的差异，背后是体制性的差异，我们体制机制还存在着很多的制约因素。包括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如何逐步的适应高质量的发展要求，进行调整，这个边界上我们的财税、金融、土地制度改革也没有完全的到位，要素的价格扭曲依然存在等等，还有政府的管理方式如何去适应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最后，怎么办？第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就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把这个问题梳理出来，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初步的考虑是我们要十个方面采取一些相应的举措。

第一是我们要从过去的产业政策，产业扶持这么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转向一个竞争政策为基础地位的这么一个政策框架，因为高质量来自于什么？创新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竞争，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会有转向高质量的压力。过去我们产业政策给予特定的扶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问题，我们经常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行业的典型，当然也带来了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等等的因素。所以你要确定竞争性的基础地位就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这也是国务院发了文的。所有政府出台的政策都要经过公平竞争审查，要为公平竞争环境创造条件。

第二个是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和所有权不完全是一个意义，所有权讲的是绝对的权利，产权强调的是交易权，要优化资源配置，一定要有明晰的产权。我们农村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你集体所有没有变，但是，你土地确权到户了，生产力就极大的解放，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篱笆还是那个篱笆，原来吃不饱，现在粮食成为了负担。库存粮超过一年的产量，什么变了，产权制度，所以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

第三个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这里面有很多的传统要素和新要素，但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土地制度，怎么使得能够流转起来，能够实现优化配置，这个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很大。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展开了。

第四个是科技创新体制。科技创新体制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是知识产权的激励制度，我们的科研人员大部分在国有事业和企业单位，他们的研究成果按照专利法都属于职务专利，归单位所有，如何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积极性，现在地方已经在探索分割确权，一个项目启动前和单位如何明晰这个项目出来以后的产权分割，产业化以后科研人员会有收入，这叫做确权在先。这会极大的解放科研人员的生产力，而到了现在我们需要突破核心技术的阶段，需要这个制度，现在科技如何转化，有科技的奖励，产业化以后可以奖励50%，有的地方可以分割70%，但是我们说分粮食好，还是分地好，这是现在我们要推进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五，教育制度改革。我们如何培育，从知识传授型的教育转向创新能力培养式的教育。

第六是如何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城市群的这种模式的发展，通过高速的通道，使得要素能够快速的、自由的流动，来提高空间要素的配置效率。

第七个是有效应对排放峰值期的挑战，现在我们各种排放陆续的正在达峰，这个阶段是环境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一旦过了峰值期，我们的压力会大大缓解，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这么一个关键期，那么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又在迅速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到了一个满足这种需求的攻坚期。我们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去解决这个生态环境的矛盾，也到了这个窗口期，所以我们还需要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改革，中央也发了文。

第八个方面，这里面比较核心的是资源自然的产权制度。这也是一个很核心的制度。

第九是健全风险管理体制，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易发的高发期，化解风险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还何谈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要健全一个风险管理的有效体制，使得我们的管控能力能够跑得过风险的积累。第九，要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因为我们的制造业现在就是股比限制，现在也慢慢的放开了，服务业还有很多的准入限制。下一步中央已经明确，我们第一步只启动金融的对外开放，包括了股权限制放开，有没有过渡期。

最后，就是与高质量发展要建立一套相应的绩效、指标的考核体系，你一定要去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

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

（能见App根据速记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