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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气候、空气质量如何实现三赢?深圳为您答疑解惑!

    来源:能见APP 作者:冯优 发布时间:2019-09-23 11:59 阅读数:4603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尤为突出。

    “我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蒋晶晶告诉能见,“我国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根据相关机构对中国绿色GDP的核算,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及其他影响GDP占比高达3-5%,与中国教育投入占比持平”。

    与此同时,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在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双重压力下,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的诸多问题,必须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予以解决,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高质量经济发展和高水平环境保护能否打破传统认知里的彼此抑制的“恶性循环”,实现“鱼和熊掌兼得”?

    8月29日,在第七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发布的《深圳市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长协同“三达”研究报告》中,深圳“将气候环境变化做好的同时没有过分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结论,和“2020年提前两年实现碳排放达峰,PM2.5年均浓度将削减至25微克/立方米”的改善目标,给出了肯定答案。

    能源结构转型是主要驱动因素

    《深圳“三达”研究报告》是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牵头七家研究机构组成课题组,以深圳为例,以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城市为切入点,对深圳近十年来有关碳排放达峰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研究。

    研究表明,深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其能源结构转型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也是促进碳排放显著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项目课题发布人、哈工大(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蒋晶晶表示,“深圳的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在过去十年对深圳碳排放发挥了显著抑制效应。在深圳碳排放结构中,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占比最大,已经超过60%。”

    研究报告同时还指出,电力、制造业、交通和建筑等四大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排放协同控制的重点领域。

    “深圳的城市碳排放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同根同源性,基于排放源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深圳大气污染防治和碳排放达峰的重点交叉领域在交通。”蒋晶晶教授补充道。

    以实践结果来看,“三达”模式验证了过去数年深圳不断推动公交电动化的成果。深圳曾陆续出台《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公共交通为突破口,带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截至2017年12月,深圳全市专营公交车辆全部实现纯电动化,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特大型城市中,首个实现公交全面纯电动化的城市。

    此外,在深圳现行的协同治理措施中,大部分都是针对交通行业。包括汽车尾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道路拥挤收费、建设慢行网络、绿色出行和自愿停驶等等,均对大气污染防治和碳减排起到了积极影响。

    振奋人心的是,在推进低碳交通转型的同时,深圳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7年十年时间,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加了2.8倍。2018年,常住人口达到1303万人的深圳GDP为24221.98亿元,总量首次超过香港,人均GDP达到19.3万元。

    可以说,深圳已经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

    实现“三达”还存在诸多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深圳的“协同三达”已经初具雏形,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路径的实施仍然面临着众多考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初始投资成本过高。

    《深圳“三达”研究报告》显示,为实现深圳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双达”目标,需要对电力、制造业、交通和建筑等四大排放部门同时进行协同减排,预计至2030年所需要的成本约7600亿元,尤其是交通和建筑部门,分别约4250亿元、2350亿元。

    面对如此高昂的初始投资成本,如何及时得到资金支持以确保协同减排效应较强的措施或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成为了课题组在政策建议中,呼吁相应融资渠道和财政资金补贴应该给予政策支持的重要考量维度。

    同时,蒋晶晶教授还指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受到信息孤立、管理分割、沟通协商机制欠缺等因素的严重制约,需要进一步研究跨部门、多渠道的信息资源共享,以及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协调”。

    对于如何得到资金支持,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建议,“绿色低碳要引入投融资机制,与金融有机结合,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低碳领域。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做低碳的企业能赚钱,让低碳的投资研发能赚钱,才能让‘绿水青山’变成实打实的‘金山银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院长刘世锦对此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报告中提到深圳要实现“三达”目标,要采用大量技术,投资将超过7000亿。钱从哪里来?仅靠政府,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更多地要靠企业和市场,这就涉及到投资效益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明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算账问题”。

    而对于如何算账的问题,蒋晶晶教授回应到“报告中对深圳具体技术自上而下的核算分析做了两部分,一是全生命周期成本,二是初始投资成本,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初始投资成本特别高,如何吸引企业投资以及所涉及的宏观尺度和具体的行业技术路径等将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和探索的,但是如何核算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基础,只有知道指标量化现状、具体值是多少才能做决策、变现的后续工作”。

    深圳“三达”树立绿色发展样本

    尽管深圳的协同三达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深圳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果表明,只要目标明确、措施得当,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环境污染是可以同时达到的目标,与此同时还可以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这正契合了中央对深圳建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要求——深圳要成为可持续发展先锋,为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的具体内容。

    那么,到底深圳的“三达”模式具有多大的独立性?是否具备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可行性呢?

    作为国家权威智囊专家,长期关注深圳发展的刘世锦主任告诉能见,“深圳很多事情都走在全国前列,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绿色发展到现在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这种模式、思维或者方法在全国一定是有普适意义的,也为其他城市特别是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提供了研究参考和决策依据”。

    “深圳的绿色发展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不断的调整结构’,这一点能够充分说明一个城市能够‘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是否具备开放的‘眼界’,而深圳在这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如是说,“当前正处于技术革命的井喷期,未来的技术对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业态,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城市要有充分的想象力预判能源结构的剧变,这是其他城市也能做到的”。

    此外,刘世锦主任还表示,“中央已经明确发文,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如果深圳的协同“三达”目标通过努力实现了,就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示范作用,并且这个示范作用不仅是对全国,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远没有解决好。深圳的很多做法和经验,是具有普适性的,可推广的,这也是下一步课题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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